小美在與曾經家暴的前男友分手後，仍不斷遭到騷擾和威脅，但她申請保護令卻屢屢碰壁。法官要求她提供前男友「未來」會施暴的證據，甚至在法庭上勸她撤回控訴……小美雖未結婚，卻承受著家庭暴力的折磨。

「這真的有點嚴重……」在會議室裡，我看著小美臉上的黑青。她分手的理由非常充足，但不論理由多充分，前男友依舊不肯放手。小美回憶道，那天她逃離同居處時，前男友在身後咆哮：“我告訴你，你這輩子別想離開我。”搬家後，前男友的恐怖手段層出不窮，從摩托車上放禮物、夜裡打無聲電話，到路上強行拉她回家，真是無所不用其極。

「看來證據相當明確，你也許可以省下律師費了。」我查看了小美提供的證據，除了有驗傷單，每次騷擾行為幾乎都有記錄，路上強拉那次甚至請了警察調閱監視器。這麼明確的案件，即便沒有律師協助，也應該能夠勝訴。

「律師，你也覺得很明確吧！但你看這個。」小美無奈地拿出一張公文。「請提出有『繼續遭受家暴危險』的證據，否則將駁回保護令之聲請。」我讀出了上面的內容，「其實我不太懂法官的意思，我不是正在受家暴嗎？」雖然小美不明白法官的要求，但“駁回”這兩字她卻看得清楚。

「有些法官認為，除了現在受家暴外，還要提出對方未來會繼續施暴的證據。」我解釋道，「怎麼證明對方未來會打我？我又不是預知未來。」小美聽後有些愣住，未來的事情怎麼能證明呢？

「你不必太擔心，多數法官對於未來的事情，不會要求百分之百的證據，只要有個大概就行了。」我安慰她，看來她遇到了較為嚴格的法官，律師的協助顯得更為必要了。

在送走小美後，我回到會議室，看到桌面上的恐嚇信和播放到一半的監視器畫面，以及一項項的家暴紀錄，我能夠想像從一開始的隱忍、到後來的躲避，最終因無法忍受長期折磨，小美才選擇了申請保護令。拿著這些證據，我起草了書狀，向法院說明受害者的持續逃避，正是前男友未來仍可能施暴的最好證據。

書狀寄出不久，我便收到法院寄來的傳票。「我擔心對方開庭後會找麻煩，怎麼辦？」得知雙方都要到庭，小美的訊息顯示出她的擔憂。「沒問題，我會請法院安排好，讓你先離開。」我回應道，對於這種家暴案件，法院有相應的應對方法，我也安排了不同的離庭時間。

「那我就放心了。」小美終於放下了心中的擔憂，開庭的日子也來臨了。

只想「大事化小」的法官

尚未到法院，我就遠遠看到小美在門口躲躲藏藏，連我走到她背後她都沒發現。「你還好嗎？」我輕聲詢問，卻讓她驚訝地跳起來。「噢……原來是律師，你嚇到我了。」她的模樣雖然滑稽，但我卻無法感到好笑。

這種驚恐的神情，正是她心中的恐懼。

「準備好了嗎？」我低聲問道，但光是看到對方坐在法庭外的身影，小美便開始呼吸急促，還未得到回答，就已經迎來了庭務員的召喚，只能直接走進法庭。

「律師，之前我要求你們提供未來可能被家暴的證據，在哪裡？」法官一開口，我便感受到他的不耐煩。「從去年開始，每個月都有騷擾、跟蹤，上個月甚至暴力毆打，這樣持續的家暴越來越嚴重，沒有停止的跡象，足見被害人未來還有被家暴的可能。」我回答道，說明了案件的情況。

「所以說只是『可能』嗎？」法官皺著眉頭，竟然轉頭詢問前男友：「你也聽到被害人的說法了，你以後還會這樣做嗎？」前男友的回答含糊不清，「呃……不會？」語氣中充滿了不確定。

「你看，人家都承諾不會再犯了，這樣不就好了嗎？」法官笑咪咪地問小美，但聽到這樣的問題，她簡直傻了，不知如何回答。「庭上，施暴者在訴訟壓力下當然會表示不再騷擾，但根據過往紀錄，除了保護令，沒有任何手段可以約束對方的行為。」對於法官的問法，我有些無奈地抗議，從未見過加害人會自願承認自己會再犯的情況。

「但你真的無法證明對方以後一定會騷擾你。」法官手托下巴，微笑著說，「法官，我們不可能證明尚未發生的事情。根據最高法院的見解，我們只需要證明“有可能”被家暴，而過往的家暴紀錄正是最好的證據。」雖然我對法官的刁難感到驚訝，但我仍然努力爭辯。

「法官，我知道錯了，我以後絕對不會再去找小美，希望能給我一次機會。」前男友見狀，狡猾地抓住機會，「你看，對方已經承諾了，你只需要封鎖他就好了，還是……」他暫停了一下，接著說道，「還是你們撤掉案件，我讓你們好好談一談，問題就能解決了，畢竟還有情分在嘛！」

法官的“建議”顯示了他的真正意圖，他希望我們撤回控訴，讓案件簡單結束。「我不想談，如果能談，我就不會坐在這裡了。」小美終於回過神來，說出這句話。「唉唷，你就躲起來就好啦，幹嘛要在這裡和他針鋒相對？這樣不是更危險嗎？」法官依然不死心地勸說。

「為什麼我們要躲起來，而不是控制對方的行為？雙方曾是戀人，交友圈重疊，不可能完全斷絕聯絡，為什麼遇到這種事情，反而是受害者要躲起來？」我對法官這種便宜行事的態度感到不滿，語氣也逐漸變得嚴厲，直接提出質疑。

「律師，我是在幫助你的當事人，請你不要插嘴。」面對我的質疑，法官不但拒絕回應，還制止我發言，「如果每個受害人都要提出這種證據才能申請保護令，那我們不就全都被打死了？」小美聽後感到難以置信，但法官擺擺手，冷冷地說：「法律不是我定的，有意見就去抗告吧。」隨後將我們趕出了法庭。

「這是在幫我？實在太可笑了。」跟著我走出法庭，小美看得出來證據非常充分，但問題是法官只想把事情簡單化，逼我們撤告。「沒關係，如果這個法官亂判，我們就抗告，只要換個法官，應該能贏。」我安慰她，小美本想回話，但突然呆住，吐不出半個字，她的視線我，好像被毒蛇盯上的獵物一樣，一動也不動。

前男友的惡劣行為毫無改進，甚至還放出恐嚇的言辭。當他叫出「小美！」的時候，憤怒與詭譎的氣息立刻告訴我，這正是他來了。明明我們在法庭上請求法官先讓我們離開，然後才讓對方離開，但剛出門不到20秒，法官竟然就讓前男友走了。我立即擋在他們之間，他冷冷地說：「要是能談，我早就不會坐在這裡了。」話音未落，他就往大門走去，卻在經過我們時低聲威脅：「訴訟結束後，我一定會弄死你。」說完就揚長而去。

小美並沒有回應，更沒有向我求助，只是呆呆地盯著他的背影，直到他消失在視線中，才頹然坐在休息區。我看著她空洞的眼神，不知道該說什麼。即使身為律師，我能提供再強有力的證據和論據，但面對法官的懶散，這些人為因素是我無法控制的。應該要依照法律保護受害者的法院，卻因為法官的個人偏見而產生了完全不同的結果。這讓我和小美都感到無比荒謬。即使如此，我沒有放棄的選擇，因為前男友臨走時那句話讓我感受到他是認真的。

回到事務所後，我翻閱了卷宗數十遍，尋找突破口，但始終無法想出強迫法官寫裁定的辦法。突然，我的手在翻閱開庭筆錄時停下來了，那頁上寫著對方自述收入的內容，讓我靈機一動。「好，就這樣試試吧。」得到小美的同意後，我寄出了那封信。

幾天後，電話那頭的前男友嘲諷地笑了，「性騷擾？大律師，你這玩笑開大了。」他不承認自己有性騷擾的行為，果然打來挑釁。「沒關係，我們拭目以待。」我掛上電話，告訴小美要有耐心。不久之後，對方又打來了。

「你想怎麼樣？」他的語氣中帶著焦躁，顯然沒想到即使沒有明顯的鹹豬手行為，只要他的行為與追求有關，都可能構成性騷擾。我們檢舉的是他的公司，他身為高階主管，自然引起了公司的重視。他引以為傲的工作成果在性騷擾醜聞下，漸漸岌岌可危。「我們要的東西，你應該知道了吧。」我笑著回答。幾天後，他不得不出現在我們的會議室，在長桌另一頭簽下了附帶高額違約金的禁止接觸合約。小美沒有來，也不需要來，因為這種人不值得她費心。

「他就像消失了一樣。」兩個月後的會議室中，小美開心地說，今天她來拿保護令駁回裁定，她的臉上沒有一絲愁容。前男友在簽下違約金後，也沒有再做出不理智的行為。「律師，謝謝你，我知道還有其他方法可以阻止他。」小美愉快地跟我道謝後，走進了電梯。

看著小美離開，我感到一絲無奈。正義女神雖然遮住雙眼以避免偏見，但當秤砣交到我們這些凡人手中，卻因為人性的因素失去了公正。法律無法成為我們的後盾，律師卻得依賴民間企業的檢舉和黑函來約束罪犯，這樣的不平衡，讓我們如何再去信任？小美不是第一個被迫放棄司法的受害者，也不會是最後一個。即使法律條文再明確，與人性混雜後，依然充滿了不可預測的變數。